【内容提要】在中国文化中，信仰的缺失，就成了根本的缺失。在中国文化中，我们不但不认识上帝，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甚至，我们什么信仰都没有，我们连信仰的能力都不具备。
基督教在中国得到系统传播，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台湾从事布道工作的林治平教授说：“时至今日，我们很遗憾地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滞留在排拒的阶段中。基督教仍然是欧美的基督教，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能在文化上解决歧见的方法，使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生根，且成为中国人的基督教”。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阻力，本质上来自于文化。因而，这种阻力比政治压力更潜在，更有韧性。这是文化的冲突。
我们看到，约翰写作《约翰福音》的时候，离耶稣钉十字架不过五六十年，福音在犹太人之外的希腊地区就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当时，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与信耶稣基督的希腊人的比例是1：10万。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本来是有很大差异的。犹太人的旧约背景希腊人没有，犹太人的弥赛亚情结希腊人没有；而希腊人的理性精神和哲学传统也是犹太人所不具备的。但这种差异没有成为障碍。应该说约翰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找到了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契合点。他把希腊文化中的“道”与基督教的“上帝”结合在了一起。《约翰福音》劈头便讲：“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约翰抓住了这一根本点，打通了福音向希腊文化圈传播的途径。福音越出巴勒斯坦地区，进入了希腊文化圈，这是有伟大意义的，它使基督教在欧洲得到了的广泛传播，并由此从向世界，成为了全世界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
那么，既然基督教在背景不同的文化中可以很好地传播，为什么在中国的传播中，有一定的难度？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没有信仰
中国文化的特色最突出的一点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一直缺乏信仰、缺乏宗教精神。
信仰是任何一个文化的核心肯定。信仰的指向是“意义”。“意义”的背后是“价值”。信仰是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信仰是文化中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纲，是根本。
因为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因为我活着，所以我活着”，这不是人的存在状态，这只能是猫的存在状态。人，一定要找出活着的意义来。信仰就是这样一种让人安身立命的东西。一个西方哲学家说：“人是唯一不凭靠面包而活着的存在物”。若是没有意义，人是活不下去的。信仰给人的生命以意义。
正是因为信仰这样重要，耶稣提出的最大的诫命才会是这样的：“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这里，耶稣明确告诉世人，最大的诫命，是信仰，是对上帝的爱。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文化中，信仰的缺失，就成了根本的缺失。在中国文化中，我们不但不认识上帝，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甚至，我们什么信仰都没有，我们连信仰的能力都不具备。
信仰缺失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仰，中国文化的思想高度从来抵达到对上帝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宗教。
人们也许会说，有啊，中国不是有佛教、道教吗？那么，我们来看看佛教与道教的情况。
先说道教，道教算是自己的土产，上面打着“Made in China”的标记。
道教不是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它是在外界环境刺激下产生的基因突变。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在这个外来宗教的刺激和启发下，仿造出来的。它是中国文化与异族文化相抗衡的一个结果。公元初年佛教传进中国。一百多四十年后，东汉张道陵创立了道教。这个人造的道教，没有自己的教义。它开头是向孔子的儒家找根据，找立足点。但被儒家抵制，《论语》说：“子不语怪力神乱”。不得已，又转过来向老子庄子的道家找理论支撑（以上说法可以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道家是在野的学说，自然形不成抵抗，于是，道教就封了老子为“太上真人”，封了庄子为“南华真人”，又把民间传说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拉来作神仙。道教本身十分混杂，道教的八仙，整个是一个大杂烩，把不同朝代的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凑在一起，差不多相当于关公战秦琼。而且，与世界其他成熟的宗教相比，它完全没有其他宗教所具有的对彼岸的追求精神，它有的只是无信仰的实用文化中对现实人生的渴望，它追求的是鹤发童颜、长生不老这样一些很实际的愿望。它的追求方式，也不是对自己内心的谨守，而是炼丹服药甚至御女等手段。所以，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中国文化中本来没有信仰，则文化中没有的东西，仿造一个，也肯定造不好。
中国缺乏信仰，所以，佛教进入中国，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土地上，也经过了漫长的从抗拒到适应的过程。从东汉初年一直延续到到宋代，大约一千年。可见文化的抵制非常强大。就像器官移植，在中国的排异反应非常强烈。由于佛教的力量也很强大，所以，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就特别激烈，反反复复地建庙，毁庙。到唐朝中期，斗争还很激烈。到了宋朝，佛教在近千年的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与中国道家老庄哲学结合，形成了以辩证思维为特征的禅宗，从此才开始与中国文化和平共处。《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一僧一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并肩出行，成伙伴了。到了这个地步，佛教也中国化了，失去了它自己的本来面目。中国现存的佛教，90％是小乘禅宗，不是正宗的大乘佛教。禅宗，说白了，是中国特色的佛教。佛教禅宗对中国人的口味来说，已经变得十分可口可乐了。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正式的宗教信仰，也没有过自己的神，作为一个民族，也没有真正信仰什么。没有信仰，没有超越性精神，剩下的就是现实性的，实用的，功利的东西，所以，中国文化就呈现很强的实用性。
中国人真的信玉皇大帝吗？中国人真的信观音菩萨吗？表面看，中国一些老百姓信佛信得也很虔诚。现在广东和香港以及很多地方，庙里的香火也很盛，很多商店都有供着佛像。但这种信，是一种中国式的信，与真正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信仰，是你要投入进去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没有世俗心态的投入，也就是说，没有功利需求。而中国人信佛是这样吗？求平安，求健康，求生儿子（送子观音的香火特旺），求发财，求升官，求子孙鸿运高照……，哪个庙最灵验，那个庙最人气盛。许愿、还愿，这是最典型的功利心态。是一种“投资行为”，一种交易心态了。不是去信奉了，而是去跟神讨价还价，去讨好处了，而且还得先得了好处，后算帐——包赚不赔。这里展现的是功利的态度，实用的精神。每一声祈祷，都包藏着个人的私欲，每上的一把香，都燃烧着人间的愿望。佛成了受贿赂的对象和排忧解难的帮手。人们念：“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目的是什么，是救苦救难，很具体。唐崇荣牧师说，中国现在就剩了一个信仰了——“钱”。信钱，为什么？钱实用啊，钱是最有用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时说的是什么：（第一次）“天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天父啊，“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完全没有私利的祈祷。耶稣祷告的是“上帝的美意”、“上帝的安排”能成全。为上帝，不为人，更不为自我。主祷文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电视片《十字架》有一段布什访华时在清华演讲：“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我是他们其中之一。信仰是道德的核心。使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布什讲的很深刻。信仰干什么？不是为了好处，不是为生儿子、为平安、为长寿，信仰是为“让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基督徒信主基督耶稣，也不是为了现实的好处，而是渴望重生得救（灵魂得到拯救），脱去罪性，成为一个像上帝那样完全的人。信佛、信玉皇大帝的人，是为这个吗？显然不是。所以，那些求神拜佛的人，本质上说，根本不是在信仰。因为信仰指向意义，而不是现世的好处。
由于没有信仰，中国文化的很多问题都出在这个上面。包括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过程，也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很难上升到信仰的高度。
我们作个简单的回顾。
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是鸦片战争时列强用坚船利舰打开中国大门之时开始的。在这之前，中国虽然周围也有一圈异族的存在，但这些民族一般都落后于中国，都是仰慕中国文化的。中国于是自己称是“天朝大国”，周围都是夷蛮之国，我们要向他们输出文化，来对他们进行启蒙。就算是蒙古人的元朝和满族人的清朝把中国整个都吞并了，最后也还是中国文化取得了胜利：是我们用文化把他们同化了。他们成了我们，我们还是我们。输到最后，我们变成赢家。但鸦片战争时情况不一样了。中国第一次遇见了对手，中国文化脆弱性的一面彻底暴露了，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居然是一触即溃，不堪一击，一向非常OK的中国，不OK了。这让中国人惊醒了，中国人开始想，我们哪出了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化反思的起点和开头。
作为一个世俗性文化的民族，这个反思，最先从实用的角度看问题，从物质形态上看到我们的差距：我们没有坚船利舰，我们没有洋枪大炮。于是，大清开始建军工厂，搞“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使中国有了坚船利舰，但甲午战争，有着极大舰队优势的北洋海军又再次覆没，这个事实使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破产了。于是反思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制度反思。我们没坚船利舰打不过人家，有了坚船利炮还是打不过人家，原来是我们的制度不行。于是，有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度变了。但我们还是失败，还是受列强的欺辱，我们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于是接下来就反思到文化层面，这就有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反思的内容是大家所熟悉的：科学与民主！原来，我们缺这两样东西。我们除了有工业有共和制度之外，还要有科学与民主这两样文化精神（反思到文化领域里了）。五四的反思，并没能进行到底，就被抗日战争打断了。国内80年代文化热，实质上是接着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反思继续往下走的。这就有了89年的四五运动，掀起了“反腐败”“争民主”的一个思想高潮。这些年出国的大陆学子们，基本上都是在接受科学民主这种文化思潮中过来的。
直到九十年代后，中国文化界的反思，才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价值层面。这时发现，西方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背后，其实是基督教文化，也就是说，科学民主的背后，是全能的上帝。没有上帝的光照，科学与民主并不能真正降临。科学与民主之所以发生在西方文化圈中，而在中国漫漫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自己生长不出来这两样东西，正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与民主的土壤，没有上帝的光照，没有基督教存在。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文化精英学者们从1860年鸦片战争终于苦思冥索了130多年后才彻底发现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最高的真理，其实是上帝。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这短短的三句话，中国学者们找了一百多年，才找到。舒婷有一句诗道：“那条很短很短的来路，我们走了很长很长的岁月”。的啊，在缺乏信仰的中国，追寻上帝的路何等艰难！
学者们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单纯的科学与民主也不能彻底拯救中国，因为无论是科学也罢，民主也罢，都是人的文化形态，都是有限的。在科学与民主之上，是上帝。如果你找不到上帝，只找到了科学和民主，是不行的。科学，是人与物的关系，民主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此岸的存在。而基督教让我们找到了人与上帝的关系，让我们与彼岸与永恒建立起了联系，也让人类的精神上升到了至高点。遗憾的是，这，恰是我们文化中关键的盲区。
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
没有神圣，没有上帝，我们的资源，就是自然的东西（上帝是超越性的）。“自然主义”就成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的传统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现代的商品生产的原则显然已不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又使人们之间的在生存上的联系不够紧密，所以，中国人之间呈现一盘散沙的特点。老子的理想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这就是中国人凝聚性是差的原因。日本人可以团结得像蚂蚁一样，我们却总是窝里斗。没有公共的活动领域，因此，中国人的公共意识无法培养出来，公德不够。乱吐痰，损坏公共设施，假冒伪劣，哄抢公物，这些事就比较多。在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同样呈现这样一种自然关系。人们之间最基本的自然关系是血缘关系，于是，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政治关系也比照来推。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中，父子夫妻兄弟不说了，它本来就在血缘关系之内。但君臣朋友关系里没有血缘的自然因素吧？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自然关系：君臣关系是以父子关系来设计的，对君的忠相当于对父的孝；朋友关系是按兄弟关系来设计的。你看看古代的哥们，不都是称兄道弟吗？刘备是大哥，张飞是三弟。在古代中国，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言外之意，老百姓都是他儿子。老百姓管当官的称什么：“老爷”！用的是个亲属称呼。加拿大总理马丁肯定没这感觉。
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
没有信仰，就没有根基，没有坚定的目标，自然那就是什么有用追求什么，所以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很突出。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很典型的方式就是：“这有什么用”？当年有人呼吁民主，不是就有的高官怒问：“民主能当饭吃吗”？！问的多么具体！得有用到了能当饭吃的地步，摆着当画看都不行，非得吃下肚去才算是利用上了。我们文化教我们对任何东西的价值追问，就是问“有什么用”。学习有什么用？“学而优则仕”。读书有什么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国内人们都争着当官，当处长，当局长，谁想“为人民服务”？是在求权利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所以拼命地千方百计当官，当了官就拼命地贪，然后转移资产到海外，在地球这边一掷千金地挥霍。盖茨表示要把自己财产的95％捐出去，不全留给孩子，这是信仰的作用啊。基督教导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要处处讲实用。基督行了35次神迹，没有一次是为自己行的。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面对的诱惑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耶稣毫不动心。基督徒信仰耶稣有好处吗？有的，但这个好处是在彼岸，在天国，不是在这个尘世上。在尘世上从基督那里得到的是什么？不是纯粹物质上的实用意义上的，是内心的平安和喜乐。那个为了主坐了23年牢的以巴弗老人，他得到主的恩惠了没有？他得到了，他是多么蒙恩啊，在电视片《十字架》里，他充满感恩，脸上挂上幸福的笑容。刘小枫在《十字架》里说的好：“信仰核心的信息是个人灵魂的得救。最关键的就在于，你的整个生命的感觉会发生彻底的变化。他生活在这个世界，受了这个世界的的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他的精神以及他的得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才是信仰！而这种真正的信仰，在中国文化自身里是没有的。
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的时候，总是相似的部分容易接受，不同的部分受到排斥。五四时从西方拿来的“科学”“民主”这两项，就是科学好接受，民主就不好接受。
说到科学，其实，就算是我们对科学的接受，也是在技术方面接受得容易；在科学观念科学思想上，我们接受的还是不够的。科学精神中的实证主义，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科学思想中“形而上”的一面，在中国没能全面接受。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把科学纯粹当成是知识与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科学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观、人文素养，心灵的境界。科学精神是以分析精神，用推理方法去寻找事物的原因。上帝是世界的原因，上帝构成宇宙因果链条的顶点，所以，科学的本质，尤其是理论科学基础科学，是为了解读上帝的奥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科学的真正信仰实际上与对上帝的信仰是一致的。物质世界处在永恒的运动状态，大到天体小到原子，都是不停地运动着。科学承认它们的运动，科学研究它们的运动规律，但科学无法解释它们何以会动，科学就不得不承认：上帝，是万物的第一推动。9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包括霍金《时间简史》在内的一批现代科普系列图书，就叫做：“第一推动丛书”，这实在是意味深长。因为那正是中国缺乏的理解。
科学作为人在此岸世界的一种探寻努力，是人接近上帝的一种方式。科学永远不可能完全地解读上帝的奥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都承认“科学无止境”。这一观念的背后，是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无限。
本质地看，科学不是为了好处与实用。美国花了上百亿美金，把两个探测器弄到火星上去，是为了得什么好处吗？那个昂贵得吓死人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是为了到太空里寻找财宝吗？不是的。是为了以科学的手段，从科研的角度，去认识上帝所造的也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宇宙，也就是在认识全能的上帝。并从发现上帝奇妙的创造中，去更深地认识上帝，去敬畏上帝。越是伟大的科学家，越是对上帝充满赞美之情！这种精神在中国没有。说到此，顺便提一句，美国的火星探测器Spirit，国内翻译成“勇气”号，国内不是不知道Spirit是“精神”的意思，他们是在回避这个词。因为“Spirit”有精神、心灵和灵魂的意思，美国用Spirit来命名这个探测器，体现了人追求上帝的精神，而这一精神是上帝安放在人的灵魂里的。大陆官方怕这个词，于是改头换面，用了“勇气”来表达Spirit的意义。中国大陆在去年也弄出了一个“神州五号”，并且大造气氛，为我们也加入了国际太空俱乐部而欢呼。其实，就像我们的道教是在别人的启发下搞出来的那样，如果没有西方的航天事业的启发，中国人可能永远想不到去搞太空研究。中国古代的天文，不是为了研究上帝，乃是为了人间的好处，什么风调雨顺啦，天有什么征兆将显示人间的治乱兴衰啦，如此等等。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一说到科学，就看到科学是先进的，科学是进步的，因为“科学养猪”猪就肥；科学种粮，就高产。这是对科学庸俗化的解释。只看到好处，只看到利益，没看到科学的文化精神。
中国的实用文化还体现在这样一句口号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么？实践是人的社会活动，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的实践怎么能检验真理呢？牛顿说时空是绝对的，万有引力是客观存在的力，爱因斯坦发现，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万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质引起了空间的弯曲。玻尔又以测不准原理反驳了爱因斯坦，今后，还会有发展。哪个实践能检验出真理呢？实践只是可以让我们接近真理罢了。
无论如何，科学总能带来直接的好处，跟实用文化能接壤，中国接受得容易。就算我们只接受了科学的皮毛，也算接受了。我们比较顺利地引进了西方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学得很快，没什么抗拒力。现在连度量衡也都接轨了，千米、千克，一改我们多年的习惯。美国还用传统的英制，用加伦之类呢，加拿大还用磅不用公斤呢，我们比他们都先进了。可见，实用的东西，中国引进得很方便。到中国城市看看，外国有的，我们都有了，甚至比他们还多呢。北京比多伦多看上去还豪华呢。求好处，求发达，求富贵，这是我们急功近利之心所对准的目标。尤其在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下，追求财富之心，特别强。追求豪宅、汽车、发大财，在大陆，几乎人人都渴望暴富，渴望成为财主，每个人都有一颗滚汤的发财心。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马太福音》里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财神）”“财主进天悄训摹Ｂ嫱沾┕氲难郏炔浦鹘竦墓谷菀啄亍薄Ｂ宰臃⒉颇钔返娜耍遣皇且材岩越竦墓兀恳侨嗣瞧毡槎际窍氲辈浦鞯娜耍遣皇钦飧雒褡謇肷竦墓贡冉显赌兀?/P>
这种物质之心，使我们今天对现代化的理解，基本上仍然是用实用文化的眼光来打量现代化的。我们对现代化的要求与渴望，也不过是看到并认可现代化的好处：富裕、强盛而已。――实用主义的视角。只图现代化的利益，不考虑其文化，不考虑人的现代化。我们社会的多数人对现代化的理解不仍然是建立在物质层面上的？尽管今天我们不再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将现代化理解为烟囱林立的厂房，但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现代化仍是与摩天大楼连在一起的。我们将现代化误读为弃旧图新。北京在拼命地拆，拆了古迹，盖上高楼。我们毫不痛惜地终结自己的历史，然后，再像暴发户一样急忙穿上闪闪发光的时装。北京号称七百年历史，其实，除了故宫等古迹，你连七十年的历史都看不到了。实用的眼光，真的是一种很短视的眼光。看不到上帝，就认识不到真理，也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对于我们这个实用文化，接受西方文化时，非实用的，不能直接看到好处的，接受起来就难了。民主就很难进口。因为，民主跟这个实用的文化不容易接壤。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主这玩意，我们不玩这个，民主不是我们文化中本有的东西。老百姓见了当官的叫老爷，哪敢想到跟官民主一回？阿Q脑袋一热，说了一句“我和赵太爷是本家”，就挨了两个耳光。中国历代农民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时，就造反，他们喊的是什么？不是民主，不是平等，他们喊的是“均田地”，是《好汉歌》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我们历史上所有的革命与运动，从来不把民主作为口号提出来。传统的农民起义所提出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平均”。平均是我们的强烈愿望。均田免粮是一种，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种，吃大锅饭是一种，论资排辈也是一种，我们的平均之心很强。在中国文化中，大家就把这个平均看作是“公平”。再细看下去，这个平均，也是以自己不吃亏为平均。要是自己的好处比别人多，就不吭声了，也就不去大叫不公平了。《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不是平均，而是“公正，公义”。公正公义的原则，不是大家都一样。耶稣在“葡萄园做工的比喻”里讲，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一天一钱银子，10点出去，又雇了一批，12点出去、4点出去、甚至6点再出去，又雇了不同的几批，算账的时候，都是给一钱银子，那清早去的就报怨。家主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上帝的公义，并不是人所谓的人人平均人人一样。
上帝真的很奇妙，当你不追求实用的时候，实用的效果会降给你；当你一心追求实用的时候，你可能什么实用也追求不来。爱因斯坦搞相对论，他没想到这东西能用上，他只是想通过这个研究来了解宇宙的本质，来认识上帝。结果，相对论改变了世界，现在的核技术，就来自于他著名的质能转化公式 E＝MC2。莱特兄弟搞飞机试验的时候，没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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